“我们在三星堆考古现场”（2）

还是要取决于现场的判断

春节过后，新一轮考古开始。

2021年2月26日，在8号坑向下清理填土的过程中，坑内东南部暴露出第一件可辨识器型的青铜器。经专家们确定为用于悬挂铜铃、龟背形挂饰的支架，这种支架极有可能原本是悬挂在神树一类的大型青铜器上的附件。大家兴奋起来，后来越来越多的遗存出现，都在表明8号坑内的大量文物可能来自于青铜神树。

3月10日开始，在8号坑东半部分逐渐暴露出较为密集的大体积红烧土块。我们意识到，这些红烧土块可能来自于被烧毁的某种人工设施（如建筑、墙体等）。虽然在视觉感受上，它们无法与精美的青铜器、金器相比，但所能提供的背景信息独特且关键，也提醒我们在后续发掘中更加注意对可能存在的建筑类遗存的辨识。

果然，3月16日，大家又在祭祀坑中部发现了一段炭化的木料。经过多天的清理，最终确定这是一根长约1米、直径在12厘米左右的木料。多位北大的专家都认定这根不起眼的木料在后续检测中的重要性。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碳14测年创始人之一的原思训先生，专门向在发掘现场的北大考古队发信息，提醒在后续的取样和检测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重要事项。

纷繁耀眼的文物，往往掩盖了考古人员在考古现场面临破碎的古代堆积时的挑战。此次发掘尽管拥有前所未有的高技术装备的加持，但处理现场遗迹的关键，最终还是要取决于工作人员的分析和判断。

强大的团队为前方提供支持

和学生们一起工作的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强大的教授团队。孙华教授是此次整个三星堆考古工作的学术顾问。陈建立教授是冶金考古专家，参与出土金属遗物的分析、研究，负责组织协调考古发掘队的总体工作；还有负责系统测年的吴小红教授、从事商周考古研究的曹大志副教授、科技考古专家崔剑锋、新石器考古和田野考古数字化专家张海副教授……年轻的考古队员经常会在工作开始前和老师们一起讨论，提前做好各类预案，以便在清理过程中，根据堆积状态的不同调整发掘方法。

3月17日开始，在8号坑西北角清理至距坑口约90厘米深度，土色和包含物开始出现明显变化，棕黄色填土层以下新暴露出了黑色的灰烬层，夹杂有大量的炭屑、烧骨渣，这意味着我们即将进入新的堆积层位和新的工作阶段。

蔡宁是北大考古文博学院2020级博士后，从2011年进入山东大学学习考古学至今，正好10年，算考古队伍中的“老新人”了。从本科到研究生，他先后在济南大辛庄遗址、陕西周原、郑州东赵遗址参加过数次发掘，但本次三星堆发掘还是给他带来全新的体验。毕竟对单纯的器物坑进行发掘尚属首次，他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抽空就学习三星堆1、2号祭祀坑厚厚的考古发掘报告，还有各种相关的论文，收获满满。

3月18日，在8号坑西北部发现了多件保存完整但被挤压变形的小型青铜器，通过对比辨识，发现3件带有扉棱装饰的铜铃。这种铜铃的形制与中原地区二里头文化中的铜铃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反映出中原与蜀地在音律方面的共性。接着发现多件石戈，其中一件长约35厘米，宽约10厘米，属于大型礼器，这可能是在填埋过程中有意识的集中抛置。

进入4月，在8号坑的东南区域发现了一处较为集中的玉石器倾倒堆积，出土了超过20件玉石器，包括石戈、石矛等。特别是在紧邻祭祀坑南壁位置，发现一件玉牙璋，长约25厘米，玉料受土沁后呈紫红色，这也是此次三星堆祭祀发掘中，发现的第一枚完整的玉牙璋。在二里头遗址所代表的夏王朝晚期，牙璋是核心礼器，辐射四周。在长江流域、珠江流域乃至香港南丫岛都有发现，在三星堆这里发现也不奇怪。

4月16日，考古队已经完成了对8号坑灰烬层的整体堆积形态揭露，发现了高密度青铜器碎片、金箔、玉石器等遗物。在灰烬层表面的绝大部分青铜器都在填埋前被有意识地打碎，破碎度很高，且不少经过了火烧。神树的枝杈、青铜树叶、黄金树叶等精美文物陆续出土。黄金树叶是之前的器物坑未曾出土过的，大家不由得想象它原来的位置和功能。

在三星堆现场，学子们也感受到了网络传播的力量。考古与博物馆学专业2017级本科生张梦婷，在实习季参加过平粮台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她认为，三星堆遗址的一个特殊性在于它一定程度上处于“半已知”状态，1986年的发掘经验30多年后的今天可以参考，程序设计因而更加精细严谨，大大减少了考古现场的“不可逆”可能造成的遗憾。“大众对三星堆的兴趣也使得此次考古在公众层面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即时信息的传播缩短了过去田野工作成果转化为大众信息的时间差。”

高度精细化的发掘方式意味着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将是极为漫长的过程，这需要现场考古精神长期高度集中。让我们时刻保持严谨和专注的不仅是现场每一次精美文物的发现，更是内心深处对于这项抽丝剥茧探寻文明的“特殊经历”的珍爱。

（作者：赵 昊 在三星堆进行考古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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