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点尚存 流量难引“留量”,关注难变效益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古村落正面临自然衰败和人为破坏双重威胁。前些年,浙江宁波就启动了市级历史文化名村评选,可从相关部门的回访看,虽然大规模的破坏减少了,但很多村落面对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重任仍感“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大的困难就是“缺政策、缺资金”。此类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厦门鼓浪屿近年来因过度商业化、基础设施缺失、环境质量下降等原因饱受争议。为改变现状,厦门颁布实施了《厦门经济特区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修编了《鼓浪屿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规划》等文件,坚持“加强岁修,减少大修”的原则,重点开展三一堂、三落姑娘楼、八卦楼等核心要素的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但怎样更好调动广大居民参与保护传承的积极性主动性,还需更多思考和行动。
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既要统筹发挥各行业、各部门作用,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体现城乡历史文化的综合价值。当前,我国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主要存在以下短板和不足。
活化利用的动力不够。历史文化保护传承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其成本普遍高于一般新建项目,特别是旧城风貌保护、老旧房屋修缮、市政设施改善等,资金需求量更是巨大。同时,因历史遗存的产权往往不易集中,活化利用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基本不具有显著的短期经济效益回报的特点。目前活化利用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投入,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不高,加之有意愿、有能力推动开发利用的在地居民持续流失,社区“自我造血”的功能性不足。
开发导向的路径依赖。我国城乡建设普遍遵循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区开发经验,提倡由车行交通尺度、大型公共空间、密集高层建筑形成的城市空间。此类空间成功激活了城市经济发展等效能,但其房地产化的路径却影响了城市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在开发导向的利益驱动下,一些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底线不断被突破,老旧社区、历史文化街区建成环境本应倡导的“微改造”模式,因难以快速获得高额回报而被“挤出”。
权利责任的制度失衡。城乡历史文化遗产中仍有大量日常使用的民用建筑,如广州已公布的历史建筑中,超七成拥有居住功能,该类建筑的保护责任人多为城乡居民。在保护开发过程中,存在保护责任厘定、物权收益保障、公私利益的平衡等无法回避的议题;同时,历史建筑修缮维护难度大、耗时长、花费多,而补助门槛高、补助金额低、补助流程烦琐,未能充分激发业主自主维护积极性。
精细治理的能力不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普查、确定、保护、修缮、改造、利用、监管、处罚等一系列工作,需要全流程、多部门的统筹管理,考验着城乡精细治理的能力。当前,政府、社区、市场尚未形成很好的协商联动机制,文化保护优先、利益分配均衡的共建共治共享工作平台有待搭建。
如何提升 在全链条全要素上下功夫
河北正定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2013年启动古城墙保护工作时,不少人担心“古城不古”。针对争议,正定提出以现状整修和遗址保护展示为主、整体修复为辅的工作思路,研究出台了《石家庄正定古城保护管理办法》。为防止“老宅子”被新建筑淹没,正定制定实施了《正定县(正定新区)总体规划及古城风貌恢复提升规划与实施》等多项规划,严格控制文保范围及建控地带内的建设,确保建筑高度、体量、风格、色彩与古城和谐统一。如今,“登得上城楼、望得见古塔、记得住乡愁”已成现实,古城与人们的美好生活和谐相融、相映生辉。
把“文化价值优先”作为城乡治理的底线思维。很多大拆大建、拆真建假的破坏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价值优先尚未成为地方治理的思想共识。为此,要将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作为底线思维贯彻到城乡规划建设各环节,扫除地方治理盲区,着力构建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把文化遗产评估作为城乡建设的必要程序。推动文化遗产评估纳入城市体检,对其价值要素予以确认,并以名录、保护规划等构成决策和行政许可的依据。针对具体的历史街区,在规划编制中增加专项的文化遗产评估内容。基层应切实承担历史文化遗产日常巡查和保护的职责,筑牢守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头道防线。
把强化考核问责作为保护传承的重要红线。加强对破坏城乡文化遗产的处罚惩戒力度,健全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监督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落实属地政府负责人的第一责任,形成“不敢破坏、不能破坏、不想破坏”的阻遏效应。
把活化利用作为文化引领的创新实践。通过理念创新、制度创新,让城乡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日常生活、技术进步融合起来,推动历史街区、传统建筑的绿色改造和功能提升。特别是将城乡历史文化的“遗产价值”转化为综合发展效益,融入当下美好生活。
把长效运维的支持机制通过明确权责、共享技术完善起来。为推动历史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从“不想保”转向“主动保”,应合理分担保护责任,落实历史文化保护传承补偿、补助,鼓励多渠道设立文保基金。推动跨行政区文化遗产保护协作,建立区域共享的保护利用数据库、专家库、志愿者库等。(作者:王世福)
(作者:王世福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创新研究中心主任;练东鑫、易智康均系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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