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杰：让“黄勇案”为我们再上一堂维权课

春节回家看电视，选台之际，突然发现一个县级市电视台竟然有五六个。不知道是不是跟办报纸一样，随便开个周刊，并不费啥事。当然，周刊不是胡开的，要开就为了创收。汽车周刊、房产周刊、家电周刊、建材周刊、税务周刊、教育周刊、金融周刊、政法周刊、交通周刊……五花八门。如果把“周刊”置换为“频道”，一样的。

既然要创收，要创经济效益，套路都差不多，都是做广告、拉赞助。这可是大河上下，遍地都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简直就是乱套了。至于电视台胡播药品广告，也不知道是熟视无睹麻木不仁，还是听之任之根本不在意。但有一点是个常识，那就是广告投入是要收回来的，商家是要通过广告发财发横财的。据说，一百个人能够俘虏一个，就够本；一千个人俘虏十个，就赚九个。

上当受骗者不在少数，哭爹叫娘者不在少数，倾家荡产者也不在少数。这些乌压压恨得咬牙切齿的人有个共同特点：不会维权、不善维权甚至不敢维权。为了维权，我们有个“消协”；为了维权，我们知道了“王海”；为了维权，我们见证了法制的完善和法治的进步。

维权路上，太多的曲折、太大的代价让人愤怒。这两天，龙年年味正浓，“成都民间第一打假人”黄勇在重庆市万州区法院的遭遇引起热议。黄勇等奔赴各地取证300余家电视台的虚假药品广告，并购买了药品，然后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至始至终，黄勇等人都以消费者名义进行维权，并不越过法律的雷池半步。当电视台被查处后，分别以赔偿名义赔付黄勇等人七八千元钱，共计二百四十多万。

这本来是件好事，拍手称快，社会影响不错。但是黄勇成了被告，涉嫌敲诈电视台，成了刑事犯罪。一二审结果表明，黄勇不但面临牢狱之灾，而且竟然还要他退还电视台费用，据说已经退回二三十万。如果案件终审就这样了，那么这就意味着电视台更加可以肆无忌惮播放虚假广告，置百姓生命和利益于不顾。而且，当地工商部门涉嫌的渎职之罪也堂而皇之抹得一干二净。——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期待的，更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

名正言顺的维权，竟然被抓被判，真的让法治蒙羞。有可能黄勇看错了靶子，电视台是宣传机器，岂可容忍那七八千元赔付带来的“耻辱”？但黄勇的遭遇实在发人深省。在举国维权队伍大多变成上访队伍的“黑洞”里，黄勇会不会成为其中一员？这是令人揪心的事情。报道说，黄勇的辩护律师不仅将涉案电视台所在地的工商、广电、公安、药监部门控告了电视台的虚假广告行为，并要求检察机关追究这些部门对虚假广告的监管渎职责任，还将卷入案件中的300多家电视台，以涉嫌虚假广告罪为由，举报到国家公安部，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用说，这些控告举报的查处结果如何，公众恐怕比“黄勇案”有着更大的关注度。

因为，黄勇并不只是他一个人的，他还是我们的，他是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他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如果我们要学维权，不妨就再来围观“黄勇案”，看看法治进程中我们都学会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