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迎十九大：四川四好农村 不是空穴来风

#人民网大V黄晨灏 中国行#研究四川、为四川建言献策也是我们这一些人民网（川籍）大V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记得，2013年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凉山调研时，针对当地特殊情况首次提出“四个好”，即“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随后四川将“四个好”作为脱贫攻坚工作的四川版“目标”，值得中国有志之士的普遍关注。

今天，四川省委农工委新农村处处长董进智转给我他的，“新农村建设要防止五个替代”观点，正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印发的《四川省幸福美丽新村建设总体规划（2017—2020年）》总体规划：到2020年，全面完成现有存量农村危房改造任务；改造、新建、保护等形式的新村建设覆盖全省所有行政村；贫困村全部退出；全省普遍建成市级或县级“四好村”，60%以上行政村建成省级“四好村”的理论性解读。

近段时间，关于四川农业、农村发展方向问题，我与四川省委农工委新农村处处长董进智，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进行过多次交流，他（她）们一致认为，四川省委省政府把农村全部建成“四好村”规划是一项利国利民的跨世纪工程。“四个好”从政策层面督促四川农村农业尽快走上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健康道路。可见，四川农民住别墅、开小车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原文：新农村建设要防止五个替代

时间：2017-06-10 15:22 | 来源：儒家经济文化网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历史性成效。但是，前进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比如，“去农化”，有的搞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边缘化”，有的地方政府大包大揽，或工商资本强势进入，农民成了旁观者。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五个替代”值得引起注意：

一、主观愿望替代事物本质。对新农村建设，各地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一些地方基于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的需要，主要在农村土地特别是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做文章，一心想把土地腾出来转化为城市建设或工业发展用地，不惜挤压农村建设空间，想办法让农民进小区、上高楼。一些单位因为不能辩证、客观认识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空心化”现象，简单把乡村同落后划上等号，把新农村建设同城镇化对立起来，甚至认为城市化就是要取代农村、消灭农村，对新农村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存疑虑，工作中消极应对。

二、行政权力替代市场法则。市场已经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决定因素，凡市场能够调节的都应当交市场去决定。然而一些地方并没有完全这样做。产业发展上，有的地方主要靠行政权力去推动。比如，在土地流转中，政府出面动员、干预，为企业“摆平”，有的还为企业承担相当部分生产设施投入和前三年的租赁费。在农房建设上，有的地方由政府出巨资为企业推广新型建筑材料。某市为帮助企业在农村推广新型建材，每平方米由政府补贴1300多元。仅此一项，市县政府至少投入了四五千万元。而农民自建房，每平方米建筑成本一般超不过一千元。

三、政府意志替代建设规律。新农村建设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一些地方并没有认真去研究和遵循。比如，在城乡关系上，没有充分考虑新型城镇化带来的人口转移因素，聚居点规划过多。在聚居点建设选址上，有的没有避让地质灾害，有的紧靠公路，有的没有充分考虑水源等条件，有的任意占用良田。在建设规模上，有的脱离农村生产生活实际，盲目搞大集中。在村与村的规划设计上，不注重差异性，一看就单调乏味。在文化传承上，简单搞“拼图”，实际是对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的破坏。

四、领导热情替代农民意愿。新农村是农民自己的家园，理应由农民群众当家作主。实际建设中，一些领导同志急于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却忽略了农民群众的意愿，在事关农民切身利益的问题上想当然。比如，在规划设计上，当地领导凭兴趣、偏好，个人说了算，某市曾经提出把农村新建聚居点都搞成欧式建筑。结果，老百姓一搬进去，又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既浪费了资源，又打乱了格局。在项目申报和实施上，老百姓还没有接受就组织实施，结果是“你栽你的树，我种我的地”，栽了毁、毁了栽，造成了来回反复和资源浪费。

五、理想蓝图替代现实选择。近两年，很多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编制新农村建设规划，或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中明确未来五年新农村建设的目标任务，关键是落实。但是，在一些地方，一是目标未分解，没有真正分解到年度，没有落实到乡村，还是“大数据”。二是任务不明确，没有找到工作的侧重点、突破口和切入点，停留于一般号召。三是工作不落实，没有落实到具体的建设项目上，缺乏载体和抓手。四是措施不具体，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五是宣传不到位，好的蓝图、好的项目得不到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理解，实施困难。

这“五个替代”与体制改革和发展方式转变双重转型中的不适应有关，主要是在政府与市场、农民与企业、乡村与城市、规划与建设、建设与管理诸关系上没有拿捏好。因此，必须从思想深处下手，真正对症下药。（四川省委农工委新农村处处长 董进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