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走路就像吃鱼（一室千灯之八）

仍然在“禁足”期间，下楼“放风”都得抓紧时机，错过了就没了。自从上次把手机闹钟设置为9时整后，我就准时外出扔垃圾。出门时，不带手机可以，但是钥匙和口罩要带上。现在出入小区还是不自由，即使出去了，是否能购到电池、灯泡什么的，也是一个未知数。虽然小区外面现在已是车水马龙，但是一些门点估计仍然没开业。这个病毒相当顽固，专家预测将会与人类长期共存。因为病毒的威胁，国人被迫少聚集、少抱团，也就是少搞拉帮结派的活动。这么一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做一个独立的、有思想的人才是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多少人没有主见，见风使舵，随大流，活得不真实，也活得可怜。

方方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闹出了多少人间笑话。这真是一个文学（化）奇观，几位朋友要我研究这个现象。我给他们打了一个比方：《人民文学》《收获》《芙蓉》《钟山》等纯文学期刊中人民警察形象都不怎么好，而且这些警察形象大多出自非公安系统作家之手。公安系统的人民警察看了这些作品后会说这些警察形象不真实，但是各位作家不认同，他们会说都是真的。

我研究公安文学二十余年，早就发现了这个规律。因为警察形象好坏的问题，人民警察与作家之间就会产生相当大的分歧。好在人民警察没看到（现在读纯文学期刊的实在太少了），或没时间看这方面的作品，摩擦纠纷自然就少了，但因为方方日记现在上了互联网，加上又在疫情期间热播，背后还有什么因素在助推，我就不说了。因此，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实属正常。

如果有知晓《软埋》事件的人，他就会看淡此事件，不会与他人为此而发生争执。方方的《软埋》事件跟方方日记引起的反响是一模一样的，真可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年因为没有疫情，此事件只在高校教师和文学界有诸多拥趸。如今这个特殊时期，国人被关在家中久矣，有足够的时间研究方方日记，加上情绪无处渲泄，遂引发一场民间嘴斗。官方至今都不表态、不发声，我们应该从中悟到一点什么，还争什么、吵什么，真是白费精力。

在国外，方方日记并没有这么火爆，只是国内有人在炒作罢了。因为任何文学作品脱离了一定的语境，所产生的情感反应就会差多了。譬如“双十一张友文”文字中的家乡俗话俚语，家乡人看来就觉得十分亲切，而异乡人对此的情感反应就差多了。

如今不喜欢方方日记的和喜欢方方的日记的有翻脸的、反目成仇的。多年的朋友、同学，甚至夫妻因此而分道扬镳，只能说明情感的脆弱或强大。对此，我保持理智，对外很少发声。实际上，我的笔下也是有立场和态度的，只是比较隐晦罢了，有时言在此，而意在彼。

仅仅因为文学（化）作品在文学界和非文学界产生如此大的动静，我得为文学而庆幸。现在海外疫情严峻，也在居家隔离，有许多市民就在家中联袂“秀”乐器，或同谱一首曲，艺术遂将人心统摄起来，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如果我们国家也像欧洲那些国家那样，因为艺术而产生同一频道共振，那真是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如今却因为艺术（方方日记）发生撕裂，这就不大好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美国长达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当年美国总统林肯在接见此书作者斯托夫人时说：“一个小女人，掀起一场大战争。”此故事是否真实，待考，但也说明文学的力量，从现在方方的日记也可以窥出一二。

一边走路，一边思考，而且走得很慢，就像吃鱼那么慢。我走得非常慢，并不是像担心鱼刺卡塞喉咙那样，而是多想在楼下待一会儿，多晒一会儿太阳。本来不想说方方日记，是一篇推文《为什么有些人不在乎“家丑”，却痛恨“外扬”》触发了我的痛处。如果说方方日记揭了“家丑”，但家丑是怎么产生的呢？张友文现在实录“双十一张友文”职称事件，同样如此。

窃以为，方方暴露出的家丑是不是真的，这是第一件要被证实的。如果是假的，接下来，可以用法律制裁她。如果是真的，要追责——是哪些人导致了丑闻发生，一味地蒙着、捂着，绝不是长久之计，毕竟“纸是包不住火的”。“双十一张友文”职称事件亦然，有人说我攻击学院的评审制度，我说的都是有根有据，向上级多个部门反映过，至今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反倒被穿小鞋。

当然，“外扬”也是迫不得已。譬如像家暴这样的家丑，如果不及时对外说，届时连小命都难保。俗话说“忍字上面一把刀”，但还有一句话：“是可忍，孰不可忍”。只有“外扬”这种方式才可以引起社会关注，并获得外援。

在此，不得不围绕方方日记说上两句，无他，旨在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

综上所述，“双十一张友文”也并不高尚。但是，我还是勇于解剖自己，敢于面对现实。（文/张友文 湖北警官学院）